人类于1839年发明了照相技术。在近代传入中国的诸多西洋发明中，照相技术是比较早的一种。1860年，第一个来到亚洲和中国旅行的欧洲摄影家约翰·汤姆森，用照相机记录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攻占天津大沽炮台的历史事件。
    照片作为有影资料，可真实地留住历史瞬间，直观地反映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是人类活动无比珍贵的重要档案，不管是国家，还是小家，照片都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
    黑白照片的保存期一般在50年左右，50年后渐渐开始褪色变黄，面目全非。而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有了维护、修理老照片的设备和技术……
    将历史清晰地留给后人是袁宝钧先生的梦想,多年来，袁先生修复的老照片不计其数，其中有：
    京剧大师袁世海19岁时的生活照、艺术照； 齐白石先生和新凤霞女士的拜师纪念照；刘派大鼓传人、著名艺术家孙书筠女士的艺术照；钱学森夫妇的结婚照；马季和于世猷年轻时的合影生活照；……
    袁先生修复的老照片，绝不仅仅是名人照。家住方庄的袁先生还在做着一项有意义的公益工作——为小区里每个家庭免费修复一张老照片，并为其命名为“家和万事兴”。
与老照片结缘

    袁宝钧从12岁入照相馆当学徒，至今在这个行业已近60年了。
    12岁时，由于父亲的去世，作为长子的他刚刚小学毕业，就去一家照相馆当学徒，以减轻母亲的生活压力。1949年解放后，17岁的袁先生进了北京印钞厂。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了他一生的一位恩师——时任印钞厂总工程师的柳溥庆先生。柳先生是早期的共产党员，曾在1924年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在法国勤工俭学。柳先生在法国时学绘画、摄影和印刷制版，是中国印刷界公认的著名专家。抗日战争时新四军的钞票就是作为地下党的柳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制做的。柳先生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刚正不阿。和这样的老师学习，不仅学艺，更学做人，袁宝钧一生都在以老师为榜样，认认真真学艺，兢兢业业做事，光明磊落做人。而老师50年代交给他的一件重要任务，使他从此为其追求一生、努力一生。
    那是一张1924年摄于巴黎的老照片，照片的内容非常重要，是柳溥庆先生曾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代表在巴黎的合影。照片中有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等31位同志。照片经过了几十年，且保存的条件很艰苦。在国家有关部门收藏前需要根据原照片精制翻版，修这张底片的任务就交给了袁宝钧。他仔细地将照片上每个人的脸修亮，祛除所有斑点杂质，使照片尽量还原、放大、洗印后分别送给了有关部门。当袁先生在国家博物馆和党史画册上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非常激动，也非常震撼，深深地感到：拯救老照片，不仅仅是让照片“翻新”，而且是将历史保管好，使其清晰地留给后人。
    另外一张非常有名的照片是邓小平留学法国时的照片。当年这张照片是小平同志送给同在法国留学的柳溥庆先生的。邓小平和柳溥庆岁数差不多，性格相象，有些观点非常一致，所以两个人的关系特别好。柳先生去世之后，照片由袁宝钧的师母保存。袁宝钧在新华社工作的时候，一次和杨绍明提起了师母保存的这张照片。于是，这张照片得以发表，我们才看到了这张珍贵的19岁的邓小平的照片。
    钱学森夫妇的这张结婚照由傅作义的一个副官的儿子保存到6年前，后来出国，袁先生把照片修复如初。
    鲁迅去世前7天留下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由照片上的一个青年保存，当时鲁迅的身体不好，但还是出席了这次青年版画展览并和进步青年座谈。

老照片里的感人故事

    老照片离我们太远了，修复它们决不仅仅是“旧照片翻新”，而且需要具备综合的技艺。袁先生年轻时从事的印刷、制版和绘画，到了60多岁又开始学习电脑，并很快运用自如，再加上多年累积的人文、历史、民俗等知识促使他不断总结、以求真实、准确地“修复历史”。
     袁先生修复的照片中有一张摄于1929年的照片，照片中的老先生头戴礼帽、身着马褂、表情威严。这张距今七、八十年的原照片已非常残破，袁先生仔细研究了照片的状况：背景应什么样，人的衣服什么质地，折出什么光泽；帽子什么质地、折出什么光泽等等。照片修好后我们看到，这张照片既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又不失照片本色，还能看出这一家之主的权威与果断。
    另外两张照片上的人十分相像，他们是我国一位前外交官的姐姐和父亲。他们的家在唐山，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父亲遭遇不幸，可是这位外交官当时正在驻外使馆工作，不能回来为父亲料理后事，甚至父亲的一张遗照、一件遗物都未能留下——家里所有东西都被埋在废墟里。后来这位外交官找到袁先生，说起自己的遗憾时，手里只有一张和父亲长得最像的姐姐的照片，不知道袁先生能否为其父“制作”一张遗照？凭着多年绘画、制版和电脑技术的深厚功底，根据外交官对父亲的口述，袁先生终于“制作”出这张照片，并且得到兄弟姐妹的一致认可。当看到这张父亲的照片时，外交官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拿出钱给袁先生，被袁先生谢绝了，他觉得子女对父母尽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值得提倡，不能收钱。正因为有了这张特殊的照片，才有了他们父母最后的合照，了却了儿女的心愿。
    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位牺牲的“抗日儒将”陈宝仓，他的女儿拿来这张照片让袁先生修复。他曾经随冯玉祥抗日，一只眼睛在战争中被炸瞎。并且在战斗中，他曾经保护过越南的胡志明、武元甲等越南共产党领导人。并且蒋介石曾派他到青岛接受美国第七舰队的投降。
    还有一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四陆军医院护士学校第一期学员于1952年的合影。这是一张普通的毕业留念，这100多个风华正茂的女兵，穿着军装，英姿飒爽，对未来充满了幻想。不同的是，第二天她们就去了朝鲜战场并且很多人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那里。那时候，抗美援朝战争即将结束，作为最后一批赴朝的医务人员，她们的任务是护送受伤的志愿军战士回国。但是，当她们踏上朝鲜的土地时，被美国兵发现了，惨无人道地向她们这些非战斗人员轰炸，使她们中50多人牺牲，永远未能再见到她们的亲人，给这50多个家庭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伤痛。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她们的战友拿着早已残破的原照找到袁先生，请他给修补、复制。袁先生认真地休整了每一点残破，终于使这张照片整旧如新，放大后，能清楚地看到每个人的笑脸。
    在袁先生修复的老照片中，有几张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一个年轻军人和他的家人的照片。这个年轻军人叫陈毅安，1951年，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编号第九号的荣誉证书，授予他“共和国第九烈士”的称号。陈毅安烈士牺牲于1930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为掩护彭德怀同志及他率领的大部队，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陈毅安烈士牺牲后，在他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沾满了血迹、已被炸烂的与妻子惟一的合影照片，当时他的妻子正怀着他们的孩子。这张照片被彭德怀将军保存下来，传给了烈士后代。当烈士的后代拿着这张和另外几张宝贵的老照片找到袁先生，请求帮忙修复时，袁先生十分感动，怀着对烈士的崇敬和对含辛茹苦、坚强地抚育孩子的烈士妻子的尊敬，一点点，一张张地将这些照片修复。为此，烈士的后代非常感激袁先生，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您为我的父母陈毅安和李志强修复了二十年代的照片，使这些陈旧的、模糊不清的照片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栩栩如生。您精湛的技术令人赞赏不已，而更为重要的是您对修复革命文物满腔热忱，我把修复好的照片分别送给井冈山等各家博物馆长期保存，也留下了您的名字……”
    袁宝钧先生深感责任重大，一方面更多的历史文物需要尽快挽救，另一方面能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太有限了，他时刻记着柳溥庆先生的话：“摄影是记录历史的见证，照片是光化学产物，是有寿命的，照片所反映出的历史背景及历史事件是无价的。”